2013年信息参考第六期

作者:高职教育研究所 来源:高职教育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5年04月03日 点击数: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信息参考

2013年10月10日 2013年第六期 高职教育研究所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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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教授用了半年时间,走访了国内21所著名高校,对24位校长和书记进行了访谈,编著了《高职的前程》一书。该书记录下这些中国教育精英深刻的思想和理念,展示了高校领导者生动的个性和风采。现将书中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整理如下供领导们参考。

一、高职同样可以争创世界一流

第一,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真正承担着大众化教育重任的是高职院校和地方本科,如今高等职业教育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第二,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刻,高职院校在其中起着直接而特殊的作用,发挥这种作用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提供大量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一线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此外,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利用国际市场,而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扩大产能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当地是否设有高等职业教院校。例如,德国大众当初在广东设厂有两个备选地点,增城和佛山,最后选择佛山的重要原因就是当地有开设汽车专业的高职院校。

第三,从社会需求来看,高职院校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我国社会是典型的学历社会。由于高职院校在招生录取时批次靠后,在与普通大学进行生源竞争时明显处于劣势。有的学生适合走技术教育的道路,但却得不到社会和家庭的支持,因此出现很多达线考生放弃就读的现象和转向国外求学的倾向。此外,随着人口拐点的到来、高考生源逐年下降,不仅北京、上海等高教发达省市出现招考人数“倒挂”情况,去年像山东等人口大省也开始出现这一情况。长此以往,不但大大挤压高职的生存空间,而且直接影响我国在国际上的教育竞争力。

二、高职院校和普通大学是类型而非层次之分

“拖拉机的作用是汽车不可替代的,比如说耕地,但是如果非把拖拉机放到高速公路上,最差的汽车都比它跑得快。”

普通大学与高职院校是类型之分而非层次之分。长春职业技术学院的马军院长在归纳这两者的区别时用了一句很形象的话:“你攀登的是珠穆朗玛峰,无限风光在险峰;我是住在山底下,有山有水有河流。”

高等职业教育正日益受到关注,进入了快速发展期。“通过这几年示范校的建设,高职院校在硬件上和国外相比,可以说一点也不差。”确实,近十年来,尤其是教育部启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以来,高职院校在内涵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院校,高职教育的职业性特征逐渐显现,在职教战线上,高等职业教育已经起到引领、示范及核心作用。高职院校在办学定位、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作、双师型教师队伍、实践教学条件、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已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高职院长对所从事的事业付出的心力丝毫不亚于国内著名大学的领导,甚至他们面对的困难更多。“只要高职院长有激情,就可以办成很多看起来办不成的事。”高职院长们对教育制度、政策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普通大学的办学者。

在现行的招生体制下,高职院校的学生在高考成绩上不如普通大学学生,但学校没有放弃对他们的培养。“培养学生,高进高出,是名牌;高进低出,是冒牌;低进低出,是杂牌;低进高出,才是品牌。”

三、以落实生均拨款、推进体系建设增强吸引力

“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绝不是简单地让高职院校升格为普通大学。升格后,办学很容易偏离原有的职业教育方向。”

一个切入点是落实高职院校的生均拨款。调研的一些高职院校,有70%左右的学生来自农村和城市贫困、问题家庭。由于高职院校办学成本高,而全国大部分地区尚未落实对高职院校的生均拨款,因此学费一直降不下去,这样对学生尤其是家庭困难学生的吸引力就上不来。麦可思公司王伯庆常说一句话:“高职教育是中国最大的扶贫项目,也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和谐工程。”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成为一项民生工程。

另一个切入点是推进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教育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可实施的方案。从目前的改革措施来看,主要集中在解决中高职的衔接问题上。当务之急应该是寻找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的突破口,解决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的问题。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的魏崴校长有句话说得好:“汽车流水线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但为什么生产出来的汽车不如发达国家,看上去是产品的问题,其实是人的问题”。人才紧缺,但作为承担技能型人才培养任务的高职院校在社会上却未能获得考生和家长们的青睐。通过调研发现,并不是高职院校办得不好,相反,大部分高职示范校和部分骨干校比一些地方普通大学的办学水平要高。高职缺乏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整个职业教育的体系还没有建立,发展面临一个玻璃天花板。

同样为新加坡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支撑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是国内很多高职院校效仿的对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加坡高等教育的立交桥比较完善。因此,重要的是推进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的版图。

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绝不是简单地让高职院校升格为普通大学。因为高职院校升为本科以后,虽然文件上要求仍然按应用性本科进行人才培养,但实际上由于应用性本科的办学成本要高于普通本科,升格后,学校从行政上也不再归职教部门指导,转归高教部门指导,办学很容易偏离原有的职业教育方向。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曹勇安院长在学院升为本科后,提出三个“坚定不移”:“ 坚定不移地走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之路;坚定不移地走政校合作、校企合一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之路;坚定不移地去探索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规律。”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坚持下来很不容易。

专升本考试制度由于更强调学科性质,忽略了对技能的要求,因此只能解决部分高职毕业生提高学历的需求,却解决不了产业和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建议在产业聚集、产业有强烈需求的部分地区,选择与当地产业紧密联系、有实际需求的相关专业,依托办学水平高、办学条件好的高职院校,进行四年制人才培养的试点。

四、高职院校姓“高”要体现大学功能

(一)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类型,不能忽略大学文化的建设

由于高职院校走的是“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道路,在学生的素质教育方面,有一部分高职院校的院长提倡通过企业文化或行业文化教育学生,这样学生一入学就可以感受到企业文化和氛围,为以后工作迅速融入企业文化奠定基础。

高职院校的素质教育需要企业文化,但高等职业教育既然姓“高”,是高等教育的类型,就不能忽略大学文化的建设。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叶鉴铭院长说得好,为什么我们学会开车以后不会再回驾校看教练,而我们的学生毕业很多年后对母校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关键在于高职不是培训中心,而是大学,有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对学生的熏陶和引领。

许多高职院校都很注重大学文化的建设,比如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自创校之始就一直强调这一点;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把培养创新精神作为学院文化建设的载体;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洪一则提出建志愿者之校。在一些以工科为主、与企业联系紧密的高职院校,如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也不是简单移植某个企业的文化,而是更注重引入工业文化。

关于大学的文化建设,应该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要有尊重学校历史的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二是要有重视教学和创新的文化;三是要有为教学、科研服务的行政文化;四是要有制度文化。

(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大学功能应该在高职院校得到体现

特别是科学研究,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就把科研作为对教师的基本要求。南宁职业技术学院的陈建新院长也提出,在高职院校同样需要科研,只不过,高职科研的方向不是关注国际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而是强调服务行业和区域。在服务行业方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这几年主动做了一些为行业服务的事情。温州是中国电气之都,学院就有电机电气专业;温州是中国泵阀之乡,学院就有阀门专业;温州是汽摩配件之都,学院就有汽车电子、汽摩零部件制造专业;温州是鞋都,学院就有制鞋专业。学院每个专业都设有针对企业或行业的研发中心,实现了产学研的结合。此外,还有齐齐哈尔工程学院为中科院及航天事业的特殊需求制造了专用机床,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研究用机器人技术解决焊接难题,这些都是为行业提供科研支持。

在服务区域方面,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在现阶段,高职院校并不强求做到科研支撑。可以通过专业设置的调整实现对区域经济的服务。例如,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抓住空客项目落户滨海新区的契机,围绕产业链的发展,先是开发培训课程,通过培训把师资和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紧密结合,然后申报飞机制造技术专业。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坐落于原首钢附近,首钢搬迁后,该地区要建设成“中国动漫基地”。该校就撤销针对钢铁行业的专业,并把计算机专业改造成动漫专业。

高职院校也要更进一步提倡产学研结合,把科研作为对教师的基本要求。

高职科研的这个“研”字,主要应落实在管理创新、产品更新和工艺流程改造上,而非科技创新。(1)从红门找选题。党和政府、部门、决策者关心的问题,有些乃至是决策者委托的课题;(2)从热门中找选题,大家关心的问题,总有一些话可说,如校企合作、工学集合、双师素质、素质教育等;(3)从冷门中找选题。出奇制胜、一鸣惊人、易出成果。

高职课程衔接:英国经验对我国的借鉴

借鉴一:课程要素来源于职业分析

英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开发包括三个阶段:一是从职业分析到职业标准,二是从职业标准到学习单元,三是从学习单元到资格课程。由于其课程要素来源于职业分析,从而保证了课程的职业导向性,也就保证了职业教育的职业导向性。在此基础上,以资格制度中的不同能力级别要求为依据,对课程要素进行组织,从而实现课程衔接。

我国中高职课程不衔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衔接的科学依据。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一些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院的课程要素依然来自具体学科,以学科逻辑来组织课程。另外,由于管理体制问题,我国职业教育课程也缺乏与职业资格证书标准的沟通。构建衔接的中高职课程体系,需要有明确的课程要素,需要有科学的衔接依据。

借鉴二:课程教学与学习者能力衔接

英国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的衔接,不仅体现在课程内容的衔接上,还通过学分制以及对“先前学习认可”制度,使学习者能够在已有能力的基础上选择学习课程,从而实现课程衔接中“教学过程”意义上的衔接。

在我国一些省市,如北京、四川、江苏等地的职业院校已实施了学分制,但由于各种原因,学分制所应反映出来的灵活的教学制度的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在构建中高职衔接课程方面,很多地方仅考虑课程内容的衔接,而没有考虑如何使课程教学结合学生的具体背景、能力,即存在课程教学与学生能力水平不衔接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职业院校的学生将越来越多样化,作为教学过程的课程与学习者自身的知识、理解力与技能相衔接这一问题将会越来越重要。

借鉴三:行业企业参与课程开发

行业企业在英国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开发制度中发挥着基础性功能,这保证了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的职业导向性。英国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开发的第一阶段为职业标准开发。这一阶段由英国行业技能委员会负责,主要开展定性和定量研究,了解行业和职业需求,详细分析职务角色和功能。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来的职业标准,能够真正反映行业企业的实际需求。在开发学习单元和资格课程这两个阶段,行业专家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也会参与其中,这加强了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与职业标准衔接的可能性。

我国在职业教育改革进程中,尽管政府一直强调职业教育要着眼于经济发展需求,专业设置要与行业对接、课程与职业资格对接,但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我国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总体不高,参与课程开发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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